1949年1月，北平东单机场的临时跑道是在短短一夜之间修建而成。几天前，这里刚遭受过炮火袭击，地面凹凸不平。工兵们在夜间奋战，忙着填土和夯实，勉强修出一段可供运输机起降的跑道。清晨的天还没完全亮起，寒风刺骨，雪粒像细沙一样打在脸上。一架孤独的运输机停靠在跑道上，傅作义站在前面，身后排着五个人：李文、石觉、袁朴、骆振韶和郑挺锋。他们身穿中央军的将官制服，领口的徽章在灰暗的晨光中微弱。过去几天，一切该说的都说过，该哭的也哭过，愤怒的话语也已抛出。然而，结果依旧未能改变。傅作义没有进行训话或挽留，只是淡淡地对那五张面孔说了几句，意思是：走吧，各自选择自己的路。随着引擎的轰鸣，飞机缓缓滑出，直冲南方，傅作义站在原地，雪花落在军大衣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后人回忆时他说了一句：各人有各人的路。当时，这句话并未引起重视，三十年后再回首，它却像是早已注定的结局。

要理解这五位将领的选择，必须先了解1949年1月北平城的局势。在辽沈战役结束后，东北野战军随时可能进入华北，傅作义虽名义上是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，手下拥有数十万兵力，但其中一大部分人是蒋介石派入的中央军，真正调动时并未必会听从他的指挥。他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提前进行了安排，将蒋系部队的编制打乱，把信任的绥远系部队调到关键位置。当中央军将领们齐聚会议室时，虽然名义上仍是司令、军长，实际上却已失去调动兵员的能力。1月15日，天津陷落，北平彻底孤立，空运支援几近断绝，傅作义面前只剩一条路。1月21日，他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军以上将领，宣布和平改编的决策。李文是第一个站起来的人，他是蒋介石早期培养的黄埔一期学员，担任第四兵团司令以及华北“剿总”副司令，对傅作义的决定感到无法面对。石觉，黄埔三期的将领，跟着问道：这个决定是否报告给蒋主席了？袁朴也因无法对傅作义交代而流下眼泪。骆振韶和郑挺锋则表现出同样的态度，坚定不愿留下。五位将领毫无例外地选择了离开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在其他情况下，人们可能会对这些人作出更严厉的约束，但傅作义并未如此。他当众明确表示，愿意留下的人他会感激，而选择离开的人，他会派飞机送走，言出必行。这并非傅作义一人的决定，蒋介石也曾发电报希望傅作义出于多年交情，允许派飞机接走中央军高官。这其中还涉及到傅作义的家人，当时他的妻儿在重庆，放走这五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蒋方对他家庭的麻烦。因此，东单机场上出现了这一幕：五名将领携带亲信登上一架飞机，起飞前，他们还发了一封攻击傅作义的通电，生怕回去后受到追究。傅作义对此没有多加留恋，他心知人走了没有关系，留下的兵员才是关键。

五位将领到达南京后，命运的分岔迅速显现。李文是最坚定的那位，回到南京后，他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，随着胡宗南的退却，他一直从陕西往西退，最终被围困在邛崃。1949年12月27日，他向解放军投诚，随后与其他军长一起被送到重庆学习。如果那就此结束，那么他的未来或许会有不同。然而，他始终无法释怀。1950年3月，他在学习中趁看管人员松懈而逃，先后到了香港，第二年在蒋介石的允许下移居台湾。在那里，蒋介石对他并不冷淡，但作为一个打过败仗且曾为俘虏的人，李文在新政府中的价值显著降低，最后只能作为中将顾问混迹于台湾糖业公司，过着平淡的生活。最终于1977年在台北去世，享年73岁，从未再踏入大陆。

石觉的命运与李文截然不同。回到南京后，蒋介石任命他把守上海，但他没能成功。随之他被派往舟山群岛，并兼任浙江省主席。1950年5月，他接获撤退命令，在三天内将十二万多士兵从舟山安全撤至台湾，使用了多达五十七艘船及三十九艘机帆船，全程几乎毫无声息。蒋介石赞赏能干的将领，石觉因此在台湾的职务由副总司令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。晚年他选择隐退，转而推广太极拳，生活安逸，直至1986年在台北去世，享年78岁，未曾遭受过多大病痛。